17世纪50年代末期，喀尔喀右翼札萨克图汗部发生内乱，其部分人畜躲入左翼土谢图汗部。土谢图汗部时任首领名叫察珲多尔济，他看到这种送上门来的人财物，当然不会有太多拒绝的理
17世纪50年代末期，喀尔喀右翼札萨克图汗部发生内乱，其部分人畜躲入左翼土谢图汗部。土谢图汗部时任首领名叫察珲多尔济，他看到这种送上门来的人财物，当然不会有太多拒绝的理由，将这部分人畜悉数纳入本部。札萨克图汗部首领自然不肯吃这种亏，多次旗帜鲜明地向土谢图汗部追讨，但都被拒绝，双方因此积怨很深，虽经清廷和达赖喇嘛调停仍未奏效。札萨克图汗部无奈之下向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求助，噶尔丹抓住这个机会让札萨克图汗部接受了自己的保护，给予其同盟间的关照，使其彻底倒向了自己。
乌兰布统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次战役，因而这一历史事件始终被收录在中学历史教材里。乌兰布统之战爆发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战场就在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苏木大红山。
说到乌兰布统之战，人们难免会有几个疑问：噶尔丹到底是什么来历？他为什么要和清王朝打这一仗？这次战役为什么发生在克什克腾旗境内？战况到底如何？这次战役的后续影响是什么？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去驱散历史烟尘，洞察乌兰布统之战的历史全貌。
噶尔丹横空出世
乌兰布统之战的发生有着比较复杂的人文纠葛、历史背景和地理渊源，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噶尔丹都是这部历史大戏中的绝对主角，有必要查清他的履历。
明末清初，蒙古族主体部分在中国北方以三大部的形态分布：漠南的察哈尔蒙古、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和漠西的卫拉特蒙古（也称厄鲁特蒙古）。噶尔丹是漠西卫拉特蒙古四部中准噶尔部的首领（其他三部是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吐尔扈特），准噶尔部主要活动于伊犁河一带。
漠南、漠北、漠西蒙古三大部中，包括克什克腾旗在内的漠南察哈尔蒙古在后金女真兴起后很快向其臣服，与满清政府建立了融洽的贵族联盟关系，整体比较稳定。但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和漠西的卫拉特蒙古仍是独立的汗国，汗国内部也不和谐，始终征战不休。喀尔喀蒙古又分为左翼的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以及右翼的札萨克图汗部。顺治十六年（1659年），喀尔喀蒙古与清廷关系全面走近，开始履行象征性的“九白年贡”（每年向清廷贡奉白骆驼一匹，白马八匹），从而与清廷建立了名义上的臣属关系。
噶尔丹生于顺治元年（1644年），是准噶尔政权的奠基者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自幼便被定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第三世活佛萨温的转世。他生来富贵，同时拥有着众人景仰的贵族血统和显赫的宗教地位。噶尔丹13岁入藏，在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错和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门下学习，颇受这两位西藏宗教领袖赏识。康熙五年（1666年），噶尔丹经过十年学习，自西藏返回本部。康熙九年（1670年），噶尔丹的哥哥，时任准噶尔部首领僧格在内乱中被杀，当时僧格的两个儿子索诺木阿喇布坦和策妄阿喇布坦都未成年，噶尔丹顺势出头，召集死去兄长的旧部，迅速平息内乱，居功至伟，被推任为准噶尔部最高统治者。
登上准噶尔部最高权力宝座的噶尔丹拥有活佛和部首领的双重身份，与西藏宗教领袖保持着良好关系，又得到准噶尔部从贵族到平民的拥戴和支持，这些因素驱使他逐渐树立起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开始不断扩充势力范围，逐步统一了漠西卫拉特蒙古各部，并通过攻伐吞并了天山南麓的回疆，向西扩张至哈萨克，建立了强大的政权，成为当时毗邻大清帝国西部疆域的一支实力不容小视的蒙古汗国，史称准噶尔汗国。
大战的前奏曲
值得一提的是，噶尔丹统治期间的准噶尔汗国是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的，始终没有归降清廷。虽然他执政初期与清廷互市贸易不断，使节往来频繁，但他始终秉持着独立自主的气度，也确实保持了准噶尔汗国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即使在相互往来接受康熙帝敕书时，噶尔丹也是在汗帐盘腿而坐俯身双手领受，绝不跪拜，以表明自己不是康熙臣属。康熙帝在噶尔丹身上也表现出难得的开明与务实，在与噶尔丹的交往中也屈尊使用蒙古礼节，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关于乌兰布统之战是康熙平定噶尔丹反叛的说法是不够严谨的。
噶尔丹作为独立汗国的首领，率领部众南攻北伐，疆域扩大，声望日增。可以想见，处于权力强盛期的噶尔丹肯定有一个宏大的政治梦想，那就是像成吉思汗那样东进西讨，征服漠北的喀尔喀蒙古，进而征服整个蒙古，重建统一的蒙古汗国。也不排除他甚至遐想过与天朝大国清王朝一争短长。出于这一战略考虑，噶尔丹利用地缘上的便利条件，积极与比邻而居的沙俄靠拢，寻求得到沙俄方面的帮助支持。这一时期的沙俄，也在彼得大帝领导下处于向远东扩张领土的高峰时期，噶尔丹的同盟姿态，当然是符合沙俄战略利益的好事，双方建立起比较融洽的关系。
而在此际，漠北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和土谢图汗部两个部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却愈演愈烈。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秋，土谢图汗部竟然在首领察珲多尔济率领下做出惊世之举，突然袭击了札萨克图汗部，以残暴手段杀死了该部时任首领沙喇，这一突发局面让以札萨克图汗部保护者自居的噶尔丹大动肝火。但事态的恶化还没有到顶峰，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察珲多尔济之子噶尔亶又在冲突中杀死了噶尔丹的亲弟弟多尔济扎卜，拉足了仇恨，也给足了噶尔丹大举用兵的理由，从而使喀尔喀部内部争端升级为喀尔喀与准噶尔两大部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康熙二十七年（1688）春，噶尔丹发兵3万征伐喀尔喀部。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无力抵挡噶尔丹大军的强劲势头，屡尝败绩，携10余万残余部众南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九月归降清朝。清廷对降服的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也很负责，分别安置于苏尼特和乌珠穆沁地界，在朝廷的帮助下重起炉灶。
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这场战争以准噶尔部胜利告终，噶尔丹占据了整个喀尔喀部领地。对于清廷来说，喀尔喀部已经归降，占据了其领地而且日益强大的准噶尔部噶尔丹势力让清廷忌惮，成为北方边境的一大威胁。噶尔丹与沙俄的亲密接触更让清廷不安，用武力去除这种威胁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就在此当口，恰如电影《无间道》所言：“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征伐战场上顺风顺水的噶尔丹遇到了一件决定他今后命运的大事。噶尔丹的侄子，他那位被害兄长僧格长大成人的儿子索诺木阿喇布坦和策妄阿喇布坦趁噶尔丹率部东征之际，在后方发动政变，噶尔丹回师杀了前者，但策妄阿喇布坦率部属西逃，归集部族力量，迅速壮大实力，控制了天山北麓准噶尔原有属地。噶尔丹大本营被端，有家难回，而他新近占领并驻扎的喀尔喀科布多地区（位于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中国交界地带）因部众南逃，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难以支撑噶尔丹麾下部众的生产生活需求，面临经济困顿和生存危机。
为了维持生计，噶尔丹在西边的故园已经难归的情形下，向东向南寻找机会似乎是条光明的道路。但在噶尔丹看来，国势强盛的大清国毕竟不是好招惹的，两权相害取其轻，如果想在喀尔喀地区建立长久统治，只有让喀尔喀部原属民回归，让领地汇聚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实现这个构想，对话的对象唯有逃入清境的喀尔喀部首领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这两位冤亲债主，如果征服了他们俩，才有可能将南逃的喀尔喀属民收归己有。
正是基于此，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末，噶尔丹自科布多发兵两万，开始第二次征伐喀尔喀部。噶尔丹大军自科布多向东进军，并折向南，一路劫掠追踪，试图搜捕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
清廷在侦知噶尔丹的军事动向后，急派由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剌尼和兵部尚书纪尔他布率领的清军迎击，双方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乌尔会河（今乌拉盖河）拉开战幕。由于清军进攻仓促，战术死板，缺乏火器兵，在噶尔丹摆下的口袋阵中，被其呈两翼分布的兵将使用得自沙俄的火枪交叉射击，清军惨败。据当时在噶尔丹军中的俄国使者著文回忆，噶尔丹“大杀中国军队……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
这一仗给了噶尔丹很大的信心，也让他产生了清军不堪一击的骄纵心理。在迫使清廷遣返喀尔喀部众的战略意图尚未实现的情况下，他未能客观冷静地评估双方实力，有恃无恐地继续挥兵南下，避开清军的堵截，出其不意地进逼到距离京师仅仅700多里的乌兰布统地区，给清廷和京城造成极大恐慌，一度造成了“京师戒严，米价上涨”的局面。
1690年时，康熙皇帝年龄36岁，登基已近三十年，刚刚平定三藩，与沙俄也通过在一年前签订《尼布楚条约》结束了延续多时的边境纷争。可以说，此时的康熙帝正是年富力强、执政德望渐入佳境的时期。在这位胸有宏图大略的帝王眼中，噶尔丹此前一系列南攻北伐的扩张行为早就值得关注，原本就是他考虑解决的心腹大患，如今他屡屡犯边滋生事端，败其王师，眼下又变本加厉找上门来，以区区几万人马挑战大清天朝大国的威德，这当然是绝不能容忍的事情，老账新账必须一起算，战争已不可避免。
激战乌兰布统
清廷对与噶尔丹军队的大战准备其实早在乌尔会河之战刚一结束就开始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二日，接到乌尔会战役败讯的康熙帝在震怒之余宣布亲征，并开始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任命皇长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命皇长子胤禔为副将，率一路兵马出古北口北上；任命五皇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多罗信郡王鄂札为副将，率另一路兵马出喜峰口迎敌。其它几路兵马还包括科尔沁、盛京、吉林方向的几支清军部队以及阿喇尼部残余清军。随同出征参赞军务的，还有康熙帝的舅舅、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等朝廷重臣。从兵力部署来看，对噶尔丹可谓极为重视，志在必得。
在福全率一路清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康熙帝也自北京出发，原计划是要亲抵前线的，但还未出河北地界，就因为风寒发烧不退，只好“从诸臣之请”，返回北京，所以说乌兰布统之战康熙的亲征只是名义上，他本人并未到达战场，这点也是被很多人谬传的地方，有必要在此强调。
乌尔会河战役后，清廷对噶尔丹下一步的动向掌握的并不清楚，当时特别担心一贯机敏的噶尔丹因惧大清国兵威，闻风后撤追剿不易，致使王师无功而返，所以采取了很多招数试图稳住噶尔丹。康熙帝先是给噶尔丹敕书，称阿剌尼等的进攻纯属自作主张，已经受到了朝廷责难，又称福全的北进“非讨汝也，欲定议耳”。为达目的，姿态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为了麻痹噶尔丹，在两军临近时，福全还在康熙帝授意下派人给噶尔丹大军送去羊100只，牛20头，搞福利劳军的假象。结果，噶尔丹在自信心爆棚和清廷缓兵之计的双重影响下，最终还是选择了挥师南下。即使在得知各路清军对其包抄集结的情况下，还执意硬碰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与清军寻机决战，甚至通过清朝使者向康熙帝传话，“夫执鼠之尾，尚噬其手，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这明显是跟清廷翻脸叫板了。此后，噶尔丹率所部继续南下，于七月底略早于围堵他的清军抵达乌兰布统，战场也被历史定格在这里。
乌兰布统之战因战于自然荒野，战场至今仍基本保持原貌。主战场所在区域除了一座颜色呈暗红色的小山乌兰布统山外，地势非常开阔，以植被非常繁茂的草原为主要地貌，有河水流过。乌兰布统山虽然小，但也有绝壁陡坡，易守难攻，河水则给大军提供了水源保障，这是冷兵器时代敌我双方十数万大军屯兵布阵、冲锋厮杀的先决条件。
噶尔丹大军因先于清军到达，围绕地势较高的乌兰布统山扎营，指挥所设在乌兰布统峰上，山脚下有依山而过的河流，还有沼泽地作为防御隔离带，地形十分有利。噶尔丹还下令将军中大量的骆驼束缚住驼蹄使之依次卧伏，驼背上背负箱垛，然后用浸湿水的毛毡覆盖在箱垛上，这相当于环绕乌兰布统山又加设了一条人造的“驼峰防线” 进一步提高了防御能力。
噶尔丹大军以“驼峰防线”为掩护，主要使用从沙俄购买的火枪远距离攻防，这一点可能也是很多读者没有想到的。事实上，蒙古人在武器利用上并不保守，成吉思汗时期就开始使用抛石机。到了乌兰布统之战发生时的清代，因为噶尔丹借地利与沙俄接触频繁，分享了沙俄火器方面的资源，因而在火器方面与天朝大国清廷相比是毫不逊色的。噶尔丹指挥布设的“驼峰防线”看似简单，却能有效阻挡弓箭和火枪子弹，实际上形成了城池一样的防守效力，在战事中确实给清军带来很大麻烦，展现了噶尔丹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军事才华。
双方军力对比方面则是清军占尽优势。清军吸取了乌尔会河之战仓促迎战导致惨败的教训，在各路人马基本到齐，人数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才出手，战前兵力达到十万。史载，福全的营盘有“四十座，大军连营六十里，阔二十余里，首尾联络，屹立如山”。因为这段历史，当地现在还留有十二连营的地名。
双方具体兵员数量对比情况是噶尔丹方面两万多人，清军连同后勤保障人员在内，则达十万之众，兵员数量优势十分明显。此外，清军出于对噶尔丹军俄式火枪的忌惮和乌尔会河战役火器不足的惨痛教训，在大炮和火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武器方面也有优势。
战斗于阴历八月一日（9月3日）打响。中午时分，福全率清军主力抵达噶尔丹防线的河对岸，随即展开进攻。清军首先隔河用炮火猛轰噶尔丹的驼阵，但噶尔丹的防守很顽强，撕开的缺口很快就被堵上。因为噶尔丹军隔河居高凭借驼阵防御，而清军进攻既要渡河，又要仰攻，正面进攻不力。福全又派出左右两翼骑兵，试图迂回包抄噶尔丹侧后。但右翼清军受困于河岸沼泽地，无功而返，左翼军成为希望所在。佟国纲、佟国维两兄弟率领左翼军拼死猛攻。佟国纲更是身先士卒，亲自上阵冲锋，被噶尔丹军排枪击中，战死阵前。这位猛将生前与康熙帝关系并不和睦，死后却极尽哀荣，也给乌兰布统山下的小湖留下了将军泡子的名称。
在左翼军的不断冲击和清军大炮的持续轰击下，黄昏时分，清军终于将噶尔丹的防线打出缺口，福全趁势从正面发动进攻，佟国维也率军迂回到噶尔丹军的后方，在清军的前后夹击下，噶尔丹军难以支持，遂以夜色为掩护，向山顶撤退。这场从中午持续到傍晚的战斗，清军虽以优势兵力临敌，但并没有取得很大战果，反而因地形不利、进攻队形过于密集等因素遭受很大伤亡，连皇舅佟国纲都战死。噶尔丹军虽然损伤很大，但实力犹存。客观说，清军这一仗称不上大胜。
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福全看到天色已晚，噶尔丹军又处于清军包围中，也不想太过激进冒险，下达了停止进攻、就近扎营防御的命令，事后证明，这是一道让福全本人和整个清廷都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命令。
噶尔丹的逃脱和最后命运
经过阴历八月初一的激战，噶尔丹军面临的境况是：坚固防线被攻破，陷入险地，以寡敌众，没有援兵，最要命的是后勤补给缺乏保证，坚守是死路一条，唯有走为上策。噶尔丹在关键时候又用足了他的智谋，精心给福全设计了一套缓兵之计。八月初二天亮后，噶尔丹先派出随军的大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到清军统帅部请和，虽然遭到拒绝，但仍表示一、二日内军中的西藏大喇嘛济隆呼图克图还将来“讲理修好”。八月初四这天，济隆呼图克图果真率70多名弟子到清军统帅部求和，承认侵犯边界、抢劫人畜的大过错，一再解释战争只因本部与喀尔喀部之仇，并无与“一统宇宙之主”康熙作对之意，请求允许噶尔丹撤出边境外。
历史在此时又给了噶尔丹一线生机，福全大概是受到八月初一恶战的影响，对噶尔丹军队的战斗实力有忌惮，对继续开战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想通过谈判先稳住噶尔丹军，欲擒故纵，为后方持续前来的援军争取时间，竟然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噶尔丹的撤军之请。福全最大的失误是在八月一日的恶战之后，没有策动大军再次向噶尔丹发动攻击，让其获得了三天宝贵的休整时间，否则在当时情形下，噶尔丹很难逃脱被攻灭的命运。福全的这一败笔是让史家一致差评的地方。
噶尔丹也的确不是等闲之辈，没有再给福全机会。在派出济隆谈判的四日当夜，就丢下济隆，乘清军不备，率部迅速撤离战场，夜渡西拉木伦河，远走边外，让被噶尔丹障眼法愚弄的福全追悔莫及。战后，清廷于当年十一月追究了福全为首的诸将“不行追杀，纵敌远遁”之罪，相关人等分别受到降职、罚俸等处罚。
乌兰布统之战中，噶尔丹军与清军在首日鏖战后没有再次搏杀，而且比较明智地及时撤退，战场的伤亡并不惨重。但在向大本营科布多撤退途中，因为遇到瘟疫，军中却大量减员，最后回到科布多的只有数千人，从结果来看，这次出征还是做了一次赔本买卖。
清廷在乌兰布统之战后，深刻总结了经验教训。经过数年筹备，康熙帝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九月和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连续三次亲征噶尔丹。在清朝大军的一系列打击下，噶尔丹走向穷途末路，部属众叛亲离，到最后已经不足千人。这位草原枭雄，带着无尽的怨恨，于1697年清明节的晚上，走完了54岁的人生，下场可谓非常凄凉。
后记——再征噶尔丹
1695年初，清廷侦知噶尔丹再图东进的消息。当年夏，康熙皇帝任命费扬古将军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待命，密切关注噶尔丹动向。十一月，在费扬古主动进军建议下，康熙帝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战争动员和准备，其中兵员、战马和粮草大多征调自内蒙古各盟旗。1696年二月底，康熙皇帝御驾亲征。清军经过近百天两千多公里的征程，在昭莫多消灭了噶尔丹主力，迫使其逃往塔米尔河流域。康熙皇帝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于1696年九月十九日前往土默特，在土默特和鄂尔多斯地区，继续靠前指挥远在漠北的军事行动，迫使噶尔丹在1697年三月十三日仓惶亡故。
作者：乌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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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