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长篇通讯《塞罕坝之歌——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几代人52年艰苦造林纪实》，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对被誉为承德市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生动缩影
3月18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长篇通讯《塞罕坝之歌——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几代人52年艰苦造林纪实》，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对被誉为承德市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生动缩影的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几代人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高寒荒漠地区创造世界最大人工林奇迹的先进事迹进行了生动而全面的报道和高度的赞扬。今日本报对此全文转载，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3月15日，星期六，刘海莹脚步匆匆。
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进入防火紧要期。刘海莹是林场的党委书记，一想到百万亩松林的生命安全，他和同事们的心不由得紧绷起来。
塞罕坝，白雪皑皑，呼呼的寒风在松树之间撞来撞去，发出沙沙的声响。
这里平均海拔1500米，年均气温-1.4℃，极端最低气温-43.3℃，年均积雪日数169天，年均6级以上的大风日数47天，年均无霜期仅72天。
但是，人类在这里创造了奇迹：塞罕坝的人工林，按一米的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赤道12圈。
“高、远、冷”，是以往塞罕坝给外人留下的普遍印象。如今，这3个字被置换成了“美、绿、香”。几代塞罕坝人肩扛家国使命，在高寒的沙地上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谱写了一曲绿色的欢歌。
“塞罕坝人享受着历史的光荣，更感受到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造林、护林的步伐要更加有力。”刘海莹说。
塞罕坝，一部浸透艰苦奋斗精神的传奇。
“老天虽无情，也怕铁打汉。满地栽上树，看你变不变”
——为了固沙源、捍水源，王尚海、“坝上六女”、曹国刚、孟继芝誓向沙地要绿色
历史上，塞罕坝曾是“美丽高岭”，林木茂盛，郁郁葱葱，“落叶松万株成林”。但是，由于过载、过牧、匪灾、火灾，塞罕坝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是一片荒漠。
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呈扇形聚拢，形成3000多公里风沙线，对新中国的首都“虎视眈眈”。
警钟敲响！与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的浑善达克沙地海拔1400米左右，而北京海拔仅40米左右。
“有人形容，如果这个离北京最近的沙源堵不住，那就是站在屋顶上向院里扬沙。”作家李春雷在报告文学《塞罕坝祭》中写道。
首都告急！
1962年，原林业部紧急从全国18个省市的24所大中专院校调配127名毕业生，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组建塞罕坝林场，号令向沙地进军。
“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减少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原国家计委在批准建场方案时，以共和国的名义发出这27字号召。
这27个字，是期许，更是方向。塞罕坝人铭刻于心，开始了感天动地的创业之旅。
林场首任党委书记王尚海之前在承德市区工作。接到调令，他二话不说，毅然带领一家人上山，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
然而，第一年造林失败，成活率不足两成。
“不是树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在这片土地上打过游击的王尚海不信邪，重新搬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第二年4月，率领精兵强将，在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连续奋战3天。
天太冷了，气温在冰点以下，“每个人的雨衣外面都溅满了泥浆，冻成了冰甲，走起路来，咣咣直响，像一个威武的将军”。
被窝成了“冰雪窝”，硬如铁，怎么睡？王尚海和同伴有的是办法：把砖头和石头扔到火堆里，烧一阵子，再搬进被窝。
仅仅过去20天，马蹄坑“活”了过来，遍地一片嫩嫩的绿色。
塞罕坝再度燃起了希望。王尚海来不及抹一把幸福的泪，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部署”。
如今，遵从他生前的意愿，马蹄坑成了他的长眠之地，一片茂密的“尚海林”镌刻着他的钢铁意志。
王尚海成了塞罕坝的一面旗帜。在他的周围，汇聚着一群可爱的战友。
几个女娃娃自愿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1964年，承德二中一个宿舍的6位女学生，晚上在寝室卧谈，畅想如何奉献自己的热血青春。19岁的陈彦娴想起，自己的邻居就在塞罕坝林场工作，干得热火朝天。众姐妹来了兴致，集体给林场写了一封请愿信，誓言将青春献给塞罕坝的壮丽事业。
林场郑重地向她们招手。姐妹六个欢呼雀跃，放弃高考，奔赴坝上，书写了“六女上坝”的传奇。
陈彦娴依然记得，从承德到塞罕坝，200公里的路程，她们整整颠簸了两天。到了目的地，发现这里没有几间房子，到处都是半人多高的野草。
环境的艰辛超乎想象。比如，10月份挑选树苗，苗棚四面透风，还要在泥潭里作业，“我们穿着棉袄，冻得一个个直打冷战，手都冻肿了，裂了口子，钻心地疼。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在选苗棚里一坐就是一天，每人平均每天都选上万棵苗子。收工时，腿都不听使唤了，站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整个人就像僵住了一样，好半天才能动”。陈彦娴发现，当时跟自己一起在苗圃里工作的人，后来不是罗圈腿就是风湿病。
对于自己当初选择扎根塞罕坝，如今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陈彦娴并不后悔，“因为这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曹国刚也将自己的梦想托付给了塞罕坝。
生于1940年7月的他，是辽宁沈阳辽中县血性汉子。既来之，则安之，塞罕坝就是家了。
曹国刚平生最大的心愿是把油松引上塞罕坝，丰富林场的树种结构。于是，他半辈子的心血就花在这件事上。善于借助“外脑”的他，还邀请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一道联合攻关。
可惜，身体不由人。他咬紧牙关攻克技术难题，疾病却紧紧“咬”住他不放——他患上了肺心病，呼吸困难，心肺衰竭。
说话都成了问题。他就用笔写，写自己获取的经验，写进一步的设想，写内心的愿望，写到满头大汗还是不肯停歇。
“我不服气。这是我最大的心事，最大的遗憾！”没有亲眼看见油松在塞罕坝上扎根，他心有不甘，泪水浸透了纸张。
弥留之际，他喘息沉重，脸色发紫，眼睛却依然瞪着。妻子了解他的脾性，哭着喊：“你放心吧，我还让孩子搞林，把油松引上塞罕坝！”
七尺男儿这才缓缓地合上了双眼，年仅50岁……
想起自己的这些老伙计，孟继芝觉得自己是庆幸的。
1963年冬，他负责次生林的越冬防火瞭望工作。12月14日，大雪纷飞，地面上的积雪已经超过一尺，火警解除，可以回家过个安稳年了。
但是，下山途中，暴雪肆虐，狂风乍起，他迷路了。被救起时，双腿发黑，已经坏死，不得不马上截肢。19岁的他开始了与轮椅相伴的漫漫人生。
如今，年届七旬的他笑言自己运气不错，因为一同上山的战友，去世时平均年龄只有52岁。
笑声戛然而止，泪水默默地流。
这一代人，秉承“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住的是草窝棚、地窨子；吃的是黑莜面窝窝头，就着咸菜；喝的是雪水，脏不脏顾不上……但是，他们没有却步。
“渴饮沟河水，饥食黑莜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来查铺，鸟兽绕我眠。劲风扬飞沙，严霜镶被边。老天虽无情，也怕铁打汉。满地栽上树，看你变不变。”
平易的诗行，盛满了一代人的壮志豪情。
英雄的故事在塞罕坝处处传扬，成为后来者的人生指引。“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浸染着上辈人的心血，来之不易。他们的精神永不磨灭，值得我们学习。”塞罕坝林场下属的第三乡林场场长张利民说。
李建林、孙占林、李大林、钱森森、刘时塞……如今，塞罕坝人在给孩子取名字时，喜欢融入“林”“树”和“塞罕坝”的元素，希望给他们的人生盖上一个重重的戳印。
接力棒，稳稳传递。
“走在大街上，平时喊你一声哥哥的，这时候不自觉地喊叔叔了”
——赵福洲夫妇、邓宝珠、朱凤恩艰苦奋斗底色犹存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新一代塞罕坝人没有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三分造，七分管”的理念在塞罕坝深入人心。其中，防火被视为关乎全场存亡的生命线，这里的孩子看到一个燃烧着的烟头都会抢着去踩灭。
天桥梁望火楼好比一个边防哨所，人迹罕至，几乎与世隔绝。放眼望去，整个世界除了白白的雪，就是高高的树，门口红红的对联平添了一抹色彩。
看到记者来，瞭望员赵福洲先是一愣，随之笑容漾在脸上——整个春节，他和妻子陈秀玲都是在山上度过的，难得有人登门。
这是一栋5层的小阁楼，单层面积不到10平方米。一部手机搁在窗户边，“捕捉”微弱的通讯信号。窗外支着太阳能板，用电要看太阳的“脸色”。晴天还好，可以看看电视；如果是阴天，只能干坐着，偶尔的惊喜是听到野生小动物路过的声音。
望火楼的顶层宛如一个天然的大冰柜，窗户被冰雪罩得严严实实。赵福洲手持小铁棒，奋力刮去窗玻璃上的冰层，拿起高倍望远镜四处观察。
他的工作就是每15分钟登高瞭望一次，看看是否有哪里冒烟了。就是没有情况，也要用固定电话向场部报个平安，这叫“零报告”。多年的锤炼，使他一眼就能区别是烟还是雾，也知道四周远近的各个方位是哪座山哪道岭，俨然一台“人工定位仪”。
2013年4月30日，赵福洲及时报告了火情，并确定起火地点在围场县西山。
整套的应急机制旋即启动，为火灾的快速扑灭赢得了时间。
其实，这里留下过他的辛酸记忆。1984年冬，大雪封山，怀孕7个月的妻子陈秀玲在刷洗水缸时，肚子不小心被重重地硌了一下，瘫倒在地。他当即向场部求救，但是风雪太猛烈了，直到15个小时后陈秀玲才被送到医院。孩子只活了一天半，夭亡了。
哭过，痛过，两口子依然坚守。有时难免拌上几句嘴，但很快就和好了。“找不到人说话，还生个啥气。”陈秀玲笑道。
“闹啥不是个闹呀！这辈子就跟大火干上了。”54岁的赵福洲说得轻松。
“闹”，是塞罕坝人的口头禅，干脆，豪气。但他们不是“瞎闹”“胡闹”，而是有自己的章法。
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劳作，塞罕坝上能植树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树木安家。“肉都吃光了”，好一点的“骨头”也啃完了。哪里还有空间？塞罕坝人说：“那就啃硬骨头！”
石头之间也可以种树！一身农民装束的技术员邓宝珠一手拿铁锹，一手拿树苗，“见缝插针”，逮着机会就上。不过，他“有勇有谋”，拉起一根线，在一条直线上找空隙，“便于后期的管护”。这就是“干插缝造林法”，石质山地从此也开始披上绿衣。
对塞罕坝而言，造林要紧，病虫害的防治也是天大的事。
“防虫得抓最佳时机，”塞罕坝第三乡林场森保股股长朱凤恩说，“太早的话，虫子没孵出来，效果不好；太晚的话，虫子长成了，耐药性强，防治难度也很大。”
把握时机，对有35年防虫经验的朱凤恩来说并不是难事。通过无数次试验，他已经将坝上常见害虫的习性摸了个底朝天。
他捕来不同种类、不同成长期的害虫，用不同品种、不同浓度的农药分别喷洒，记录其死亡时间，由此找出了适用于不同虫害的最佳防治时机、最佳防虫药品，计算出了不同强度虫害下的用药浓度和喷药频率。
2002年，松毛虫大举来袭，坝上局部地区受灾严重，虫吃树叶发出的声音颇有些“得意”，似乎在向人类下战表。
朱凤恩领命上山灭虫。为抓住清晨4点这个最有效的防虫时机，他带领技术人员和喷药工人，每天凌晨一点半就开始忙碌。
这场“战役”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最终松毛虫败下阵来。
厚重的防护服、双层口罩和防毒面具让人行动迟缓、呼吸困难，却也不能完全隔离伤害。“战事”结束时，朱凤恩和同事脱了一层皮。
后来，河北省在制定有关喷烟机防治病虫害的地方标准时，主要经验数据大多都由塞罕坝提供。
“没事我就琢磨呗，老一辈辛辛苦苦留下来的家业，怎么也不能毁在我们手中吧？”朱凤恩咧着嘴笑。
同样，在谈及为何有那么多个独到“发明”时，曾荣获“全国绿化奖章”的邓宝珠直言：“上对得起老同志，下对得起小家伙。”
而“小家伙”们也不敢怠慢。
每年的3月15日至6月15日，塞罕坝人要造林，要防火，要防虫，工作如千钧重。尹海龙是“林二代”，他发现这时候好多同事身穿迷彩服，头发上挂着松叶，脸是铁青色的，嘴唇开裂，裤腿的褶子里藏着土，鞋上都是泥。再看看自己，也是如此——“走在大街上，平时喊你一声哥哥的，这时候不自觉地喊叔叔了。”
这个“80后”和其他塞罕坝人一样，通宵达旦地扑在工作上，也顾不得什么形象了。其实，这正是塞罕坝最动人的模样。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
——塞罕坝人张启恩夫妇、于士涛夫妇如一棵棵松树，傲然挺立于天地间
塞罕坝到底价值几许？2007年，中国林科院有过初步的评估：这里不仅有效承担了阻挡风沙的任务，而且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清洁淡水1.37亿立方米，吸收二氧化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
塞罕坝的这份“成绩单”，主要树种落叶松和樟子松功不可没。
松树，是崇高品质的象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写道：“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塞罕坝人，如一棵棵松树，在历史的长河里绽放生命的绿色。决定坚守塞罕坝的人，内心都与塞罕坝的精神内核相吻合，与秀丽挺拔的松树气质相呼应。
张启恩，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林学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林业部造林司从事技术工作，妻子张国秀在中国林科院搞科研，一家五口生活其乐融融。1962年，一纸调令，让他举家迁往塞罕坝。尽管“文革”期间，他遭受折磨，一条腿残疾了，但直至逝世，他依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他们夫妇，成为连绵大山里最受欢迎的专家。
新世纪，面临类似的“选择题”，新一代的塞罕坝人给出了同样响亮的答案。
“80后”于士涛是保定人，微胖，一看就是个好脾气。他开口闭口都是“林子”，说时透着几分得意。2005年大学毕业，他一头扎进塞罕坝，吃了蜜一般。而女友付立华考入中国林科院，攻读硕士研究生。2008年，她毕业留在北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到底谁“投靠”谁，出现了一场拉锯战。
节日期间，付立华多次来到塞罕坝，“走进林子里，每一次都感觉不一样，每一次都很新鲜”。在一股力量的感召下，2011年，她终于融入了塞罕坝。
“我们林业有个说法，叫‘适地适树’，意思是环境条件要跟树种特性相适应。我们俩之所以选择了塞罕坝，或许也是因为符合这项原则吧。”于士涛说。
如今，孩子已经两岁多了，他也开始担任塞罕坝林场下属的千层板林场场长。工作太忙了，孩子跟他不亲，“完全把我当陌生人”。说话间，于士涛有些落寞。
但是，在国家林业局国际竹藤网络中心牟少华的眼里，于士涛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人。2012年6月，牟少华来到塞罕坝，参加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根在基层，走进一线”基层调研实践活动。于士涛的一席话让他印象深刻：“干林业的都默默无闻，也高调不起来。因为你做的事情，40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
“朴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在新一代务林人身上传承的塞罕坝精神。”在总结报告中，牟少华写道。
塞罕坝人，以汗水与热血铸就万顷松涛，给人间送上一片绿洲，给人心捧来一丝绿意。
这就是塞罕坝的写照，一首响遏行云的歌。
